余杰：走不完的“五四”路——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

余杰
今天,我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跟大家进行一次坦诚的、自由的交流和沟通。首先声明，今天我并不是来给大家作一个演讲或讲座的，我跟大家是同龄人——我是一九七三年出生的，今年刚好二十六岁，比在座的大家也就是大两三岁、三四岁而已。所以，希望今天能够多多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不要成为为一个人的“一言堂”。（鼓掌）前面我将作一个简要的发言，后面的一半时间大家可以提问、批评，我们一起来讨论。

其实，以前我特别害怕在公共场合露面，尤其是面对这么多人讲话。也就是最近一年多以来，我才有一些机会到公共场合讲话。按照我自己的本性来讲，是一个非常内向、非常腼腆的人。看过我的书朋友，可能已经从我的文章中发现了这一点。我曾经写过一篇题目叫《口吃的人》的文章，我从小是比较口吃的，口吃也成为我自卑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特别怕在这样大的场合、对着这么多人讲话。（众笑）不过，我认为，口吃更多的是心理原因，而不是生理原因，我告诉自己要勇敢一点、大方一点，我认为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口才不是最重要的，真诚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我愿意以最真诚的态度来面对大家，如果有人觉得我的话不真诚，可以自由地离开，我不愿意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掌声）

我之所以愿意到这里来跟大家见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对自己的定位、二是广播学院的性质。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信息时代、一个传媒时代，而我今天来的是中国著名的广院，广院的学生将来都会成为中国传媒界的中坚力量。一个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时代，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不可能完全离开媒体这个中介。我非常愿意跟大家沟通和交流，而且也希望明年研究生毕业以后，我有机会进入传媒中或者部分参与媒体的运作。

为什么我有这么一种人生选择呢?这跟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背景和文化氛围，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从八十年代末年到今天，这十年来中国的文化生态与八十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化不断退却到社会的边缘，文化人不断收缩回自己的书斋，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与社会大众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膜。高等学校里面的著名教授们，他们在做一些什么样的研究工作、他们在想一些什么样的学术问题，广大的老百姓不会去关心。老百姓关心的是自己的苦难、自己遭遇到的不公正的事情。而老百姓面临的切实的难题，又没有几个学者主动去关注。这种状态这跟八十年代非常不同。在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跟大众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顺畅的，高等学校尤其起着社会的思想文化进步的火车头的作用。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高等学校却逐渐丧失了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反过来再把历史往前推，推到八十年以前，也就是五四运动前后。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个关键的转折点，当然它的很多意义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今天，我愿意从另一个侧面谈一下。我觉得，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达成空前的思想文化启蒙的成果，重要的原因在于：有大批的、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进入传媒之中，进入报纸和刊物里面。在此之前，这种现象从来没有出现过。

第一个全身心进入报纸和刊物、并领导一个时代舆论方向的大知识分子，应当是梁启超。我的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的近代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这三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最近这段时间，我在准备硕士论文，我把梁启超作为一个上个世纪之交的“枢纽”式的人物来研究。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近代传媒业进入中国。在当时的传媒方式中，最重要的是报纸。梁启超是第一个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办报之中去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此之前，中国的文人士大夫瞧不起报纸、瞧不起传媒，他们或者“学而优则仕”，或者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做非常专业化的学问。梁启超是第一个传统知识分子人生选择的“叛逆者”。从他的青年时代、二十多岁起——在戊戌变法时他只有二十八岁，在此之后他流亡到日本去，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一直到他五十多岁去世，这三十多年间，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之中。梁启超对中国对社会的推动、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推动以及把西方的先进观念引入到中国来，可以说做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现在学术界对他有些批评，说他的东西比较浅薄、疏漏较多等等。我对这些看法不太同意。从纯粹的学术价值来讲，梁启超当然没办法同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的成就相比，但他对新闻工作的投入，起到了直接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就这一点来说，他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前面的几个学术大师。梁启超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学者，面对千疮百孔的时代，他更有一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之心。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我看重他的心灵的质量甚于看重他具体的学术成就和知识生产的水平。我认为，梁启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传媒知识分子的范例。

我的导师夏晓虹教授写过一本很好的书，是一本梁启超的传记，题目就叫《传世与觉世》。用“传世”与“觉世”两个概念来概括梁启超的一生，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梁启超的一生都在这两个东西之间挣扎，他承受着两者施加给他的巨大压力和引力。“传世”就是写大部头的、能够传世的学术著作，像钱钟书的《管锥篇》那样的；“觉世”是“觉醒”的“觉”，也就是启示、唤醒这个社会，作启蒙和宣传的基础工作。到底是在报刊上写“觉世”的时事评论、写通俗的启蒙文章好、写杂文好，还是写那种大部头的“传世”的学术著作好，在现代中国，每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以取舍的选择。梁启超的一生也时常在这两者之间波动。他一会儿选择这一个，一会儿又选择那一个。但是，最后他写得最多的还是“觉世之作”。
同时，我也认为，“觉世”和“传世”这两种文体之间也在不断地发生转化。我可以举个例子，梁启超写的《少年中国说》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传颂一时，当然算是“觉世文章”。但是，这篇文章里体现出来的少年朝气、青春活力以及对“少年中国”的热切呼唤，百年之后依然魅力不减。这难道不也是一篇“传世之作”吗？显然，《少年中国说》比梁启超本人的一部大部头的著作更有可能成为“传世文章”。

探究完梁启超所走过的道路，我再回过头来谈对自己的定位。我不愿在硕士毕业之后继续留在学校里，继续念博士，然后当讲师、当副教授、当教授、当博导。我没有兴趣走这条道路，我觉得，一个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把自己后半生的道路都看得清清楚楚了，这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众笑）我希望明年毕业以后能够进入“大社会”之中，跟传媒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传媒时代，我们不可能故作清高地拒绝传媒。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利用传媒，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出去。不利用传媒、拒绝传媒，像古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写一部书稿出来，“藏之于深山、传之于后世”，在今天这个社会是不合时宜的。

当然，知识分子和传媒要合作，在当下的中国面临着相当大的难题。首先，媒体的客观、公正和独立还需要走很长的路。其次，你在利用传媒时，传媒也在利用你，传媒对人的扭曲非常大。这就需要知识分子先要想好：个体在媒体终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立场？个人要有一个底线、有一条人格的底线不能跨过，这就是不说违心的话。你可以在具体的运作中作一些妥协，但你自己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不能在跟传媒的合作中消亡。
五四运动前后，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介入到传媒之中。比如鲁迅，办了很多文学性的刊物；像胡适，办了《每周评论》等政论刊物；像陈独秀，办了名震一时的《新青年》；像茅盾、邹韬奋、叶圣陶、张元济等人，也都是新闻出版行业中的翘楚。他们深深地介入到传媒当中，而且确实对当时的思想启蒙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据我所接触到的传媒界，优秀的人非常少。特别是高校里面的学者、教授，对传媒都抱一种轻视的态度。这个时代是浮躁的，而传媒又处在时代的最前线，所以传媒中体现出的浮躁更会令知识分子反感。于是，大家都不愿意介入到传媒中去，包括我接触到的很多第一流的学者们。他们都对传媒持很严厉的批评态度，好像与之不共戴天一样，声称决不跟传媒来往。我觉得，这种选择有一定的偏颇之处。正因为传媒里面缺乏优秀的人、缺乏第一流的人，所以传媒现在的状况才会很糟糕。也正因为传媒的状况很糟糕，才更需要有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加入进去，对它进行提升、对它进行改造。我认为，中国青年一代的优秀分子，应该更多地关注传媒问题。在座的各位，以后很多都要进入传媒，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希望我们以后能够携起手来，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尽自己的一分力量。（掌声）

我对五四、对晚清有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不是钻故纸堆的兴趣，而是“以史鉴今”的兴趣。我认为，戊戌变法是五四运动的前奏，没有戊戌变法也就没有五四运动。但是，长期以来，戊戌变法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我最近刚完成一本名叫《尴尬时代》的、带有学术风格的随笔集，它跟我前期的几本书有比较大的不同。以前写的《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说还是不说》等，比较多地体现出我的社会批判的方面，而《尴尬时代》跟我的专业研究结合得比较紧密一些。在这本书中，我试图通过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也就是一百年以前的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国人的生命形态的转型，来透视我们当下社会的文化状况、思想状况和其他方面。

我的研究材料是清末民初的笔记野史。鲁迅先生早就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指出：中国历史的真相存在于中国的笔记和野史之中，二十五史只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史而已。我研究那个过渡时代，最能体现历史真相的是文人的笔记。通过对晚清文人的一百多本笔记著作的阅读和比较，我进行了一些粗略的钩沉，前后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然后，我从中提炼出很多细微的“点”来，就一个一个的“点”来作文章。
为什么要从细部入手呢？我认为，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大家都喜欢谈大问题。我到北大研究生论文库里去看，很多人做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甚至做本科论文，一开题的题目就是中国文明、东方文明、乃至东西文明比较，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是大而无当的。很多文章都是表面上说了很多话，实际上什么都没说，就像空对空导弹一样。（笑声）这不是真正做学问的好方法，也不是我喜欢的方法。我喜欢从细部的问题、也就是从具体问题出发，我非常欣赏胡适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少谈主义，多谈问题”。我们要从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起步，就好像打一口井一样，必须集中精力，在一个地方一点一点地打下去，才能打出一口甘甜的井水出来。

在《尴尬时代》中，我针对笔记野史中的一些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来进行分析。比如，第一篇文章就是谈交谊舞传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交谊舞刚刚传入的时候是十九世纪中期。上海开埠以后，西方国家划了许多租界。最早是在租界里面设立跳交谊舞的舞厅。当时有许多文人居住在上海。上海聚集文人，是中国近代化、城市化的一个侧面。当上海的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江浙等附近几个省的文人就集中到了上海，因为上海能够给他们提供最好的生活的享受。这些文人都观察到了舞厅这个现象，他们在笔记中有较多记载。其中就有好几个材料显示，他们对西方交谊舞这种娱乐和社交形式，总体上是反感的，甚至进行恶毒的谩骂。他们认为，在公共场合，男女之间搂搂抱抱，卿卿我我，有伤大雅。把古代圣人关于“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则都给打破了，那还了得！（笑声）他们说交谊舞如何如何不好，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性起着破坏的作用……这一类记载非常非常多。到了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再看迟了二三十年的一些记载，作者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人们的口气，在这个时候已经比较软弱了。当时，舞厅已经从租界向整个上海市区发展，甚至在北京、广州、武汉等另外的一些大城市里都得到了较大的拓展。上层社会的很多人士都接受了交谊舞这种娱乐方式，并且把它作为青年男女之间正常的交谊活动。所以，这个时候，文人们的观点也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思路跟这篇文章都差不多，就是从一个一个的细部的、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地方开始，进而透视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转型。
表面上看，我是在谈历史问题；实际上，我的每一篇文章里都有很强的当下性。我在谈历史问题的时候，根基扎在现实问题之上。我很喜欢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我再谈一个例子。还有一篇文章，谈晚清治水的问题。从古代以来，中国的水患一直都是历代统治者的“心腹之患”，更是老百姓的“灭顶之灾”。苏联有个名叫魏特夫学者，有一本名叫《东方专制主义》的著作。魏特夫在这本书中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的这种大一统的专制体制，在两千年以前就形成了，而在西方却始终没有形成这种制度。欧洲面积与中国相当，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整个欧洲就是一张分裂的政治版图。从神圣罗马帝国到拿破仑再到希特勒，一直到今天的欧盟，都想把欧洲拼合成一块完美的、统一的政治版图，但迄今为止谁都没有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两千年以前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呢？魏特夫从中国黄河的水患着手来解释，中国的水患非常厉害，要抗拒洪水就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全中国的所有资源调动和综合起来。譬如战国时候，黄河水患一来，分裂的小国各自为政，完全没法控制庞大的“母亲河”。可以设想，那个时候，黄河的上游是一个国家，中游是另一个国家，下游又是一个国家，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迅速作出共同的反应。在这种状况下，要把这几个国家的力量在同一时间段里全部调动起来、把洪水制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了有效地把黄河治好，就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因此，中国的官僚体制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早熟，都要庞大、复杂和精密。

到了明清，政权的专制性质进一步加强。同时，因为水患的日益严重，政府专门设置了河道总督的机构和职位。在明代，河道总督的地位，比一个省的巡抚还要大，到了清代，河道总督就变成两个了，一个是负责长江，一个负责黄河，他们的手上都掌握了庞大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他们同时也成为国家腐败的“重灾区”。于是，水患产生了中央集权的政体，中央又设置专门的官员和组织，而绝对的权力又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历史便陷入一个可悲的恶性循环之中。

以前，我总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却连长江两岸的大坝都修不好？长江洪峰期间，朱镕基到九江去视察，痛骂当地的大坝是“豆腐渣工程”、是“王八蛋工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却连堤坝也修不好？
当我接触到很多记载晚清河道总督生活的笔记时，问题顿时迎刃而解。在笔记中，有很多地方谈到河道总督如何贪污、如何腐败、如何挥霍，并且有许多细致入微的情节。比如写河道总督请客人吃饭。有一个小故事。为了显示尊重，他要请客人吃猴脑，怎么办呢？他派人到四川的大山里去抓一种很名贵的猴子，抓到以后专门运到河南。那时河道总督在河南郑州附近办公。他们特别制作一种桌子，在大理石的圆桌中间打一个洞，洞的大小跟猴子的头差不多，然后让猴子的头从桌子中间伸出来，在下面把猴子的四肢紧紧捆住。等客人围着桌子坐好以后，再让差役拿一个铁锤，把猴子的头敲开一个洞。此时此刻，猴脑还是热滚滚的，仆人用金调羹给每个客人各人分一点。大家一起吃得津津有味。（众叹息）

像这一类的记载还很多，比如他们吃有一种叫“鞭猪”的美食。在猪还很小的时候，就用精细的饲料喂养。喂大以后，到了要吃的时候，就把猪放到一个大厅里，再把大厅门关起来，派差役拿着长竹杆进去，不断鞭打这头猪。猪遇到鞭打就奔跑，差役就跟在后面跑。一个差役跑累了之后，再换另一个差役。直到把这头猪活活累死。累死以后，因为是强体力活动、不断奔跑给累死的，所以它的肉就跟骨头脱开了，这种肉炖着吃据说非常好吃。（众叹息）

这样的胡吃海喝，朝廷无论发放多少资金，大坝都不可能修好，老百姓也就只能顶着“豆腐渣工程”和“王八蛋工程”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掌声）从这个小小的侧面就可以透视当时社会的腐败。这不仅是人性的腐败，而且是制度的腐败。河道总督享有对巨大的财力物力的支配权，而这种权力又没有任何其他力量来制约，他能不腐败吗？《中国青年报》的著名记者卢跃刚多次采访抗洪的新闻，对此深有体会——治水是观察中国社会弊病的活的标本。
大家可以看出，我的这本书，表面上看是在写晚清的事情，实际上却字字都有现实针对性。我对历史的兴趣，实际上比对我自己的专业——文学——的兴趣还更大。我认为，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两千多年不断地改朝换代，以暴易暴，一直换到今天。整个中国的历史，虽然有不同的朝代，但使用却是同一个剧本。从先秦演到当代，剧本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的情节推进、人物设置以及开头结尾都一模一样。所变换的也就是几个演员而已。每当我对很多现实问题感到迷惑不解的时候，我便尝试从历史中找寻答案，这一方法屡试不爽。

在这一系列情节相同的戏剧的间隙里，却有一个瞬间的“异数”，这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的“文艺复兴”。虽然九十年代以来，有许多学者对五四运动提出一些质疑，但我个人依然对它给予正面的评价。著名学者李泽厚和刘再复在八十年代末出国去以后，出版了一本名叫《告别革命》的书，对五四运动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应当对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激进主义革命负责，五四运动切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文化断裂。我不同意他们的这个观点。我认为文化的载体是人，好的文化是让人生活得自由和快乐的文化，坏的文化是使让生活得艰苦、束缚人的文化。而五四文化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新传统，让国人告别过去那种人吃人的生活、野蛮的、暴力的生活，进而让国人融入现代文明社会、民主社会、公民社会。
今天，不是我们走得过了头，而是我们背离了五四的道路。今天，不是到了超越五四的时候，而是应当老老实实地“重走五四路”的时刻。（掌声）

下面接着谈我对自己的作品的定位。自从第一本书《火与冰》出版以来，受到很多青年朋友的喜欢。到了现在，《火与冰》这本书已经发行了超过五十万册的数量。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我没有想到它能够赢得这样多的读者。我原来认为，这是一本写给少数几个“知己”看的书。后来，我对这一结果进行了一些思考。《火与冰》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但我老实地说，实际上这本书中并没有太多我自己提出的新思想、新观念、完全是我自己所说的话。相反，这本书中的很多观点和言论，五四时代那一代人已经说过了，甚至八十年代的那一些人也已经谈过了，他们谈得比我更精辟、也比我更深刻。然而，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样喜欢我的这本重复前人已经说过的话的书呢？我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与我对我的文章的定位有关。

我的文章是一种“青春文体”。这种文体恰恰是九十年代很难找到的，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坛和学术界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老人文明”、“老人文化”。在学术界和文坛上唱主角的都是一批老人，年龄是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甚至更老的老人。他们占据了文化舞台的中心地位。当然，我并不是完全否定这些老人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的许多深刻的思想结晶、他们的许多非常的人生体验，是我们青年一代所没有的，也是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的。但是，我又认为，文化舞台的中心地位完全让老人来占据，总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的文化的生命力，不应该体现在老年一辈的身上，而应体现在它最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到了九十年代以后，青春文化、青春气息乃至青春文体都没有了，现在大家喜欢读的，一个一个数下来几乎都是很老很老的人所写的文字。像钱钟书、季羡林，张中行、汪曾祺，甚至余秋雨——我觉得虽然余秋雨的年龄虽然还只是中年，他只有五十岁多一点，但他的整个写作心态、他的情感状态、他的文字布局、他的思维方式，都体现出“老年文体”的特点。 比如，他跟我一样，虽然同是在谈一个历史问题，他就比我缺乏青春之气、缺乏对新鲜事物敏锐的感知、缺乏对当下环境勇敢的应对。在九十年代以来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大家没有读到过类似于我的这种有青春活力的文字。突然一下读到，就觉得有新鲜感，像是在沙漠中发现一块绿洲，受到很大的震撼。尤其是青年读者，在接受我的时候，有很大的亲和感。

同时，我再反过来看，我的得到大家普遍欢迎和赞扬的那一类文章，以及现在评论界比较看重的文章，都是那些锋芒比较直露、情绪慷慨激昂的文字。而实际上，最接近我生命中本真状态的，不是这些社会批判的文字，而是我的那些抒情散文，那些温柔的、深情的文字。在尖锐激烈的背后有爱，尖锐锋利才不至于“走偏锋”。但是，评论界包括大多数的读者，认真阅读我的抒情散文的人不太多，而对其进行讨论的更少。

从这个角度上看，外界对我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误读。我并不是那种性格外向、怒发冲冠的人，我在现实生活中是比较平和、敦厚的人。我认为，我的性格更接近胡适、沈从文，而跟鲁迅激烈的性格相差较远。我的文章与我的人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张力。许多跟我第一次见面的人都说：你怎么跟我们想象的“余杰”不一样啊，怎么显得如此文弱、一点也不张狂啊？（众笑）这正说明他们没有完全读懂我。我的那一类抒情散文，恰恰是那些文化批判类文章的“底色”。如果没有这种温柔、悲悯的东西作为“底子”的话，那些尖锐的东西背后，就缺乏一种“源头活水”，缺乏一个有机的、鲜活的文化资源。这样作为一个作家、乃至作为一个人来说，我觉得在精神上是不太健全的。

我先讲这么多，似乎讲得已经太多了。下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便提出，我把剩下的一半时间留给大家。在我的刚才闲聊的内容中，大家可以挑一些感兴趣的来提，我不一定能够给出好的答案，但我愿意我们大家一起进行交流和研讨。我特别希望大家对我的书中、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提出不同的、批评性的意见。我希望我们的心灵之间能够撞击出火花来。这样，我也能够有巨大的收获。
再次谢谢大家。（掌声）

问：今天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请问余杰先生，在建国五十以后，我们为什么还要老生常谈民主与科学?
答：今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走过这么漫长的八十年以后，五四高举的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落到实处的地方还非常少。我甚至认为，我们这一代青年现在所面临的使命和危机，比起五四时代来不仅没有减轻，而且更加沉重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的隔膜，比鲁迅那个时代还要大。对于一个思想上的先行者来说，我们的遭遇比鲁迅还要困难和尴尬。鲁迅的小说《药》中提出这么一个命题：民众为什么要吃拯救他们的先行者的人血馒头？华老栓他们吃夏渝的人血馒头，是处于一种愚昧无知的状态，对于这种愚昧，我们应该给予悲悯和同情。但是，走过八十年以后到现在，鲁迅提到的吃人血馒头的现像仍然存在，而且比那个时代更加可怕——现在吃别人的人血馒头并不是出于愚昧无知，而是出于本身的邪恶、以及自身的利益。
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不久前，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对北大现状提出批评的文章。这些文章显然是出于善意、出于我对北大的爱，希望通过对问题的揭示而解决之。没有想到，这些文章引起了北大团委、学工部等机构中的一些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对我个人进行大字报式的“批判”，通过种种手段向我施加压力、罗织我的罪名。其实，我知道这帮人心里对我所说的问题清楚得很，说不定想法是和我的一模一样。他们虽然知道我说的是对的，但为了在仕途上的发展、为了升官发财、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实际利益，他们依然要压制不同声音的存在。他们吃人血馒头，显然就不是出于愚昧，而是出于狡诈和邪恶。出于狡诈和邪恶的原因去吃他人的人血馒头，我认为比鲁迅那个时代更加可怕。
现在，即使在北大这种地方，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所存留的已经很少了。比如去年，北大的校庆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一个学校校庆的庆典居然到人民大会堂去搞，渴求政府和权力来肯定学校的办学成就和学术成就，我认为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哈佛大学校庆，会不会想到要到美国国会山庄里去搞呢？在我看来，学术跟政治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学术必须有它自身的独立性，一个学校的办学成就和学术成就，不需要领袖、不需要权力来给一种肯定性的评价，最后的评价在公众那里。
然而，现在中国的大学也成了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大学校长们身上学者风范和教育家的气质都已经没有了，像的蔡元培一心一意办学的精神也没有了。蔡元培当年办北大、办教育、办中央研究院，把北大和研究院看作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来看待。蔡元培全身心地投入到办北大之中，一心想怎么把北大办好。但是，今天的某些大学里的官员，仅仅把在大学当官作以后在仕途上发展的一个“跳板”。这是他们与蔡元培之间最本质的不同。
谈到五四精神的失落，我还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段时间，我曾经参与帮助一个电视台制作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片子。我担任总撰稿。我不得不回避某些敏感问题，而只是力求真实凸显那个时代真实的历史。在片子制作好以后，请有关部门的领导审片。没有想到，某领导在审片的时候，居然堂而皇之地说：“这个片子里面不能出现涉及胡适的内容，胡适是跟着国民党走的，是国民党的走狗。这样的人物我们不能够宣传。怎么，还有张国焘？他不是叛徒吗？我们怎么能够出现叛徒的镜头？”这是一种“无知者无畏”的说话方式，我不禁感叹：跟这种愚昧而顽固的人，怎么能够进行认真的学术讨论呢？他连基本的历史事实也不懂得尊重，只知道用权威的口吻来说话，他不知道他的思想已经成了僵硬的化石。我当场不客气地指出，我并没有全面评价胡适和张国焘的历史地位，只是客观描述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所作过的事情，我必须尊重历史事实。那个高级官员听了以后非常不高兴，又无法跟我辩论，大家跟我使眼色，我却假装没有看到，对付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不用太讲礼貌。（掌声）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我没有办法扭转的：这个片子里谈论胡适的内容，全部都被删改掉，而张国焘连面都没有能够露一下。这种强迫性的、不讲道理的“阉割”，令我非常痛苦。我相信各位同学以后走上新闻工作岗位后会经常遇到这样多事情。如何在一定的妥协中保存自己的思想，这是现实生活对我们每个人的严峻考验。（众叹息）
这次的经历，让我联想到四十年代国民党政权的中央研究院，在选院士的时候，大部分人选都是比较倾向国民党的学者。在官方拟名单的时候，就没有郭沫若的名字。这时，胡适表示不同意。他指出，尽管郭沫若是极力的批判国民党政策的、跟共产党很亲近的学者，他的政治见解跟我们不一样，但他在学术上、尤其是在考古学上很有成就，确实是本世纪重要的一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既然我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要推举历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就不能没有郭沫若。如果没有他的话，研究院的学术权威性就丧失了。于是，胡适为这件事专门给蒋介石写了封信。后来，蒋介石作了明确批示，同意将郭沫若列入院士名单之中。可以说，郭沫若的院士名额是胡适为他争取来的。现在，把胡适的这件事情与我在电视台碰到的那件事情相比，我觉得心里非常耻辱和非常悲凉——五四运动过去了八十年，我们再来纪念它的时候，居然连胡适的名字都不能提，这是一种怎样的纪念呢？（掌声）

问：好像你在文章中对钱钟书有一些批评，能不能请您在这里谈一谈对钱钟书的看法。
答：我在两本书中都谈到过自己对钱钟书的一些看法。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围城》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原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和现代文学的阅读中，这本书都像从来不存在过一样。我在进入大学之前，自认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作家、以及优秀作品还算是读得比较多，但我居然一点也不知道有《围城》这本书、不知道有钱钟书这么一个人。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这本书就突然浮出历史地表，受到评论界非常高的评价，然后拍成电视连续剧。紧接着，钱钟书其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像《管锥篇》、《谈艺录》这些，也重新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然后好评如潮。
被掩盖的金子，总有浮出历史水面的一天。这种现象在文化史上还有很多。但是，我觉得，近年来我们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把钱钟书看成这个时代唯一的文学大师和学术大师，我觉得这个评价不太妥当。包括对《围城》这本书，我承认它是一本非常优秀的小说，但从心底里说，读完两遍之后，我不是特别喜欢它。钱钟书在写作这本长篇小说的时候，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最艰难的时刻，中华民族面临一个亡国灭种的时刻。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从海外留学回来不久，就写作这么一本书，在书中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方方面面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持一种嘲讽和调侃的态度。从官员到高级知识分子，然后到最底层的民众，都没有正面的描写。小说写方鸿渐逃难的那一段，即使写到马车夫、客栈的主人、农民和逃难者，都是无一例外地抱冷嘲热讽的态度。当然，我不是说不能抱这种态度来写作，因为中国的国民性问题的确非常严重，但我觉得在嘲讽之后，必须还得有一种东西，一种大悲悯、一种宗教般的关怀和同情。这种悲悯、关怀和同情，在钱钟书的作品里，包括《围城》在内的许多作品里，都很难找到。但是，我读鲁迅的作品就体验得非常真切。举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就是鲁迅在写《藤野先生》的时候，其中就有寥寥的三五句话吧，写他一抬头，看见挂在墙上的藤野先生的照片，就想起当年受教于藤野先生的岁月。我读到那一段话，心里非常感动，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但是，在整部《围城》中，我没有发现有像一个这样的段落。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应当与自己的同胞一起共同度过历史的苦难、一起反思残酷的现实。当然，你实在不愿意承担、你要当鸵鸟也可以，这是你个人的自由，但是你对那些艰难地承担历史苦难的人，都以一种事不关已的旁观者、局外人的态度，来进行刻薄的调侃，我就觉得这种思维有很大问题。何况还有人说，《围城》小说的人物，影射了当时在流亡的西南联合大学中若干与钱钟书不和的学者，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认为作者就太不厚道了。
八十年代末以来，钱钟书晚年的很多表现，我也很不喜欢。前两年，某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钱钟书在《管锥篇》中的一些学术观点提出批评。这是两个山东的青年学者、两个刚刚毕业的博士联名写的短文。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争鸣。虽然人家是两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你是成就卓著的老人，但在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大家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在这个事情上，钱钟书处理得很不好。据说，钱钟书让夫人杨绛女士通过特殊渠道，把这篇批评文章送给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然后，通过这个高级官员来对两名青年学者进行打击和压制，导致他们的职称评定被冻结。我认为，这样做就成为一个“学阀”了。钱钟书已经有了尊崇的学术地位，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从这个事情当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内在的缺陷性。

问：学术界有很多人批评你的文章偏激，你如何看待这种批评?
答：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在批评文章中认为我的观点“偏激”。什么是“偏激”？老实说，我非常不喜欢这个词。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偏激的地方，我的每个观点都是经过自己的选择和思考，经过比较周密的论证得出来的。当然，因为人生经历和知识水平的限制，肯定不可能每个观点都是对的。
我回头推敲自己的几本书中的内容，确实也发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存在着前后不一样的说法难以自圆其说。我会不断修正提高自己。但是，我认为这些缺陷不是致命的，用比较自信的说法就是“瑕不掩瑜”。我认为，对于一个作者和一篇文章，最重要的看有没有提出同代人没有的新思路和新观点。对同一个问题，应该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存在。但是，这恰恰是我们这几十几年来教育的最大的缺陷。对一件事情、对一个人物、对一篇文章，老师从小就告诉你，必须只能有一种看法。我认为，我自己所努力做的，就是给读者提供另外一种看法，当然这种看法有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我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来启发大家，把原来一元化的思维模式给突破掉。
我的文章有缺点，有情绪化的地方，但并不偏激。我只是说出了部分的真话而已。那些给我戴“偏激”的帽子的人，其实就是那些看见皇帝什么也没有穿却一言不发的人。当一个孩子说出真相之后，他们才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于是皇帝还没有表态，他们就开始向孩子扑了过去、准备惩罚孩子了。（掌声）

问：现在有很多人批评说，你文章中的很多观念，只是对鲁迅先生思想的一种机械的重复。对此你怎么看?
答：我把鲁迅先生当作我重要的思想资源，我不说这叫“崇拜”，我只是说“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我的许多想法，确实是从鲁迅的思想中生长出来的。现在，我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一次梳理，发现自己能够超越鲁迅的地方，确实像许多评论文章说的一样，非常非常少。我觉得这不仅是我的悲哀，而且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鲁迅先生提出那么多学术的、思想的、文化的、很多范畴的命题，到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没有解决，甚至连他提出问题的深度我们也没能超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中国的这几代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是同样的命运。本世纪，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人，就是鲁迅先生；但是，我们只有他一个人值得我们骄傲，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这难道不是一百年来中国最大的悲哀吗？（掌声）
鲁迅当年热情呼吁“精神界之战士”的产生，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能够产生一批又一批的、真正的精神界的战士。（掌声）

问：听说最近你与几位同学和陈平原教授一起在地理意义上“重走五四路”，这算不算是一次“行为艺术”呢？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具体情况？
答：前几天我跟我的研究生导师陈平原和夏晓虹两位教授、包括我们几个同门的师兄弟、师姐妹，亲身实践了这么一个活动。我们坐车从现在的北大到老北大、也就是沙滩的红楼。然后，我们从红楼步行到天安门，接着再从天安门走到五四时候学生们烧赵家楼的地方。
在这次活动之前，我们做了许多准备，查找很多史料，画出一个当时学生游行的路线。这样才开始沿着当年的那条路脚踏实地地走了一遍。陈老师特别强调“触摸”当时的历史境况，因为仅仅看材料、看回忆录、看文字资料，始终有一种比较隔膜的感觉，如果能够沿途走上一圈，感觉肯定不一样。我们找到了许多当年的历史遗迹，像原来的美国使馆、日本使馆，现在都变成某些机关单位的办公室和宿舍了。一路上，我们不断参照当年的地图和现在的地图，不断停下来谈论和问路。走了这一趟，我自己的感受非常深刻。
我不禁想，我们今天重新走五四的道路，但是五四的那些命题，可以说已经走过八十年，这些命题实现没有呢？没有实现，我们交了一张白卷。所以，我们最迫切需要做的还是五四那代人已经做过的事情，也就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
我们应该踏踏实实地、沉下心来，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如，我选择的是文化启蒙、文化传播的工作，就应该踏踏实实地、先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梳理清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公民权利……表面上看，这些观念进入中国已经一百年了，但对于老百姓来说，实际上还像是游离体一样，就像油浮在水面上一样，而不是像盐融入水里一样。这些观念还远远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社会中的“有机体”。
我认为，做这样的思想文化启蒙的工作，比从事一些实际操作的工作更重要。中国没有经过西方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到法国启蒙运动这样一次漫长的文化转型，西方的文化转型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几代人前仆后继地参与，工作做得非常充分。而我们呢？这一百年循环往复的历史，是暴力取代暴力的历史，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不断发生的政治运动和战争，经济发展被打断、文化被毁灭、民众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到了最后，任何收获也没有，我们又走到起点上去了。
我赞成走改良的道路，我赞成用一步一步的、渐近式的方法，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改良不改良，这件事不是知识分子说了算，还是权力者说了算，愿不愿改良还是他们的事。就像晚清时候，知识分子发动戊戌变法，但是以慈禧为首的既得利益阶层却不愿意出让一点点的利益，他们把改革扼杀在摇篮之中。现在，我们只能把自己的观点提出来，能不能发挥作用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前一段时间，学术界出现一种观点，对五四运动进行一种所谓的“反思”，其代表人物就是我上面讲到的刘再复和李泽厚，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学者，但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说五四运动带来激进主义，救亡把启蒙压倒以后，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变成一种纯粹的政治层面的操作。从这个角度出发，海外的一些学者，甚至在把五四运动否定掉以后，把历史再往前面推，进而把辛亥革命也给否定掉了。李泽厚在前两年发表了几篇文章，认为辛亥革命把中国推向一个激进的道路，实际上使中国倒退了。对于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并不是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把中国推向一条激进的道路，而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腐败的满清王朝，他们坚决不愿意走改良的道路。戊戌变法难道不是一次很好的改良的机会吗？结果怎样呢？戊戌六君子连人头都落地了。不是孙中山、宋教仁他们不愿意走改良的道路，而是专制政府断绝了他们改良的希望。他们的革命是被逼迫出来的。怎么能够轻轻放过对慈禧的谴责，而片面地指责孙中山他们呢？只要满清王朝有一点的自知之明，主动进行改良的话，也不至于爆发辛亥革命了，中国社会也许会走向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但他们自己把有可能向好的方向走的机会放弃掉了，他们自己把希望扼杀在摇蓝中。最后，导致的结果只能是那样的，只能是以暴易暴的。
我祝愿中国的未来不要再发生同样的悲剧了。

问：有人说你是中国大陆的李敖，你同意吗？
答：这个说法我是从来都不同意的。这是书商进行的商业包装、商业炒作。书商遵循商业的原则，他要想方设法让一本新书、一个新人被市场所注意、所认同，所以他要采取这种夸张的、不真实的说法。书商将我与李敖和王小波排在一起，我觉得我跟李敖和王小波都扯不上关系。对于这种广告术语，我建议大家不要太当真。
我可以告诉大家《火与冰》的出版过程。我是从大学一年级开始独立的思考和写作的，到本科毕业的时候，我积累了将近一百万字的东西。这些文字在同学和朋友中间被广为传抄，也受到包括钱理群教授在内的一些著名学者的肯定。但是，结集出版却相当困难。我做过一些努力。虽然我说过自己是“为抽屉而写作”，报刊发不发表我仍然坚持写，但我还是认为，有出版的机会依然要去把握和争取。在经过几次努力都失败以后，我就只好把文章放到抽屉里了。
到了一九九七年九月底，在北京召开一次鲁迅立人思想的讨论会。那时，我刚上研究生还不到一个月，钱理群老师把这个消息通知我，让我去参加。这在学术界是破天荒的一件事情，因为参加类似的学术讨论会的，基本上是那些在学术界很有地位的中老年学者，而我那时候刚上研究生一个月。钱老师告诉我，他希望在会上听到一些青年人对鲁迅研究的看法，让大会吸收一些新鲜的血液。
在这次会议上，我就把一些打印的手稿给了与会的一些学者看。其中，有一位鲁迅研究专家孙郁先生。孙郁先生跟出版商贺雄飞认识，他知道我还没有找到出版社，便把我的书稿推荐给了贺雄飞。贺雄飞看了以后，很受打动，非常希望能把这本书出版。他觉得这本书既有文化价值又有商业价值。出于商业上的考虑，他认为我当时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刚上研究生的学生，外界没有人知道，如果不对这本书做一点包装的话，在商业很可能上难以取得成功。所以，他从商人投资的获得回报的角度出发，对这本书作了许多“包装”，这些包装有不少过火的地方，包括像称为“北大怪才”。我对这个说法也是深恶痛绝的，我觉得自己从头到脚没有哪个称得上“怪”的地方，我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啊。（笑声）从我的人到我的文章，没有任何一处能和“怪”这个字挂上钩。但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和炒作的需要，书商坚持要这样做。我无法左右，也能够部分地理解。现在对我的批评，有很大的部分并非对我的观点的批评，而是对几本书的包装、商业宣传的批评。
我再次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本意。但是，我为什么要作出这些妥协和退让呢?我有自己的原因。我想谈谈对“炒作”的看法。说到“炒作”，我们一直把它看成是一个有贬义的词，而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它既没有褒义也没有贬义。说“炒作”，关键看它炒作的对象是什么——假如炒作的是一部内容比较好的、有价值书，那么炒作就是一种好的行为；假如炒作的是一本很坏的、毫无价值书，那么炒作就是一种比较坏的行为。我们不能完全把商业运作的东西排斥在外，而应该对它有一分宽容、有一份理解。这种商业的手段，在今天有它的价值，不然，在汗牛充栋的出版物之间，读者哪有时间和精力自己去辨别呢？好的东西就应当宣传、就应当让大家都知道。但是，宣传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度”，不能让人家反感。我认为，贺雄飞某些时候做得比较好，某些时候做得不太好。当然，中国的图书市场还处于一个成长的阶段，中国的书商也正处在一个成长的阶段，让我们一起努力。我的几本书全部都是通过书商操作出来的，这在中国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假如没有从八十年代末出现的庞大的书商群体，像我的书要想通过传统方式由出版社来出版，几乎没有可能。而我本人也不可能通过写作维持自己的生活。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没有中间阶层。无论你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或学者，你都必须进入体制中。你必须在大学里面、在学术机构里面、在一个单位里面，你得成为它的一个分子，像一颗螺丝钉一样钉在那里。毛泽东在“反右”的时候有一句著名的话，他对知识分子说：“你们不听话，就不给你们饭吃！”（众笑）大家不要笑，这不是一句笑话。他的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夸张，他确实能够做到不给知识分子饭吃，而知识分子确实会被活活饿死。那时候，社会是铁板一块，受到严密的控制，你没有户口本、粮食本怎么办呢？但是，到了现在，我只要坚持勤奋写作，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最后结集出版，完全可以通过写作来维持自己的日常开支，完全可以选择做一个没有单位的自由人。当然这种“自由”也是相对的。社会的这种进步，表面上看不见，实际上非常巨大。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不独立，关于这一点前人讨论非常多，我认为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经济上不独立。古代一个读书人、一个诗人、一个文人，你要是不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帝国的体制中，纯粹通过自己的知识生产、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写作，是没办法生存下去的，所以只好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了。这个现象，到九十年代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一个中间社会开始成型，一群自由职业者出现，这也是市场经济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巨大推动。
还是回来说说李敖。我认为，李敖以他的写作和他的坐牢，对台湾的进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但是，他又有很多传统知识分子的毛病，有一种流氓气和法家气。要是在战国时代，他会成为苏秦和张仪一类纵横家式的人物。尽管他说过“全盘西化”的话，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并没有真正在他的心中扎下根来。这是他致命的缺陷，也导致了他近年来屡屡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让人失望。
另外，李敖对爱情持游戏态度，而我却是爱情至上主义者。他从骨子里是大男子主义者，他不相信世界上真有爱情；而我却相信爱情的存在，同时，我是一个大女子主义者，我认为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罪行都是男人制造的，而女性是善良和美好的代名词，她们以少女和母性的特质捍卫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信心。这是我与李敖另一个重要的不同。（掌声）

问：请您谈谈您对当代文学的看法。
答：坦率地说，我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非常低。我甚至认为，几十年以来，真正能够称为“文学作品”都没有几部，这个看法可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我确实是这样想的。我从小培养起了自己的阅读兴趣和审美趣味。我主要读三个方面的作品：一是中国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从先秦诸子到唐诗宋词到后来的古典小说，在中学时代，我就对这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读得差不多了；第二，是俄罗斯文学，像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一类充满苦难和悲悯的文学；第三，是法兰西文学，像卢梭、司汤达、雨果一直到罗曼•罗兰、加缪、杜拉斯等当代作家，法兰西文学有一种天生的浪漫情怀和自由精神，这也让我为之而神往。这三种文学，形成了我整个的文学品味和审美取向。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我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词可能不太恰当，不过姑且用之——这个词就就是“高贵”。我认为，无论从文字上、语言风格上，还是从背后的思想含量和精神价值取向上来看，它们都可以称作是非常“高贵”的文学财富。但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我很难找到这种有“高贵”性质的作品。
当然，我的这种暂时定义为“高贵”的文学品味，也有它的偏颇性和片面性。但我已经形成了一种很固定的审美定势以后，就很难改变了。我再带着这种审美品味来看王朔的作品、贾平凹的作品，确实看了几页以后就看不下去。特别是王朔的作品，我一本也没有看完。他的好几本书，我翻了几页就“目不忍睹”了。（众笑）当然，这也说明我的口味有单一性，如果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不应该这样，我这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来说的，一个普通读者有权利按照自己的趣味来选择阅读的对象。
另一方面，我认为当代离我们太近，当代人写的东西没有经历历史的检验，它究竟是好的作品还是平庸的作品甚至是坏的作品，现在来评论还为时过早。所以，我更愿意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对一些经典作品的研读上。我的阅读重点最晚是到鲁迅、胡适这一代人。对当代的作品，当然也看一些，但不会花太大的精力、很投入地用大段的时间去看。

问：请谈一谈您对王小波的看法。
答：我在最近的一本书《说，还是不说》中，有一篇文章已经谈得比较多了。我认为，王小波的出现对非常沉闷的九十年代的文坛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有趣的是，最早注意到他、并评论他的，几乎没有一个是搞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人，反而是一些从事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哲学研究的学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背后的意蕴不仅是“文人相轻”。
但我并不很喜欢王小波的作品，这跟我刚才谈到的我的阅读品味有一定关系。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他谈问题的时候，绕的圈子太多了。这可能是他很机智、很聪明的一方面，但我不太喜欢这种表达方式。他老是绕着说，比如说谈“文革”的问题，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一头快乐的猪》，这篇短文最能够体现他文章的风格。我认为，这是他独特的风格，有一种沉静的、黑色幽默的味道。但由于我的欣赏趣味不一样，便不太喜欢。
其次，我认为，王小波的杂文好过小说。他的小说模仿西方几位大师的痕迹太重，杂文更有自己独创的风格。
我希望、并贯彻在自己的思考和写作中的，是这样一种表达方式：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就用一种很明快、很流畅的语言，把它清晰地表达出来。用中央电视台一个很有名的栏目的名字来概括，就是“实话实说”。我愿意所选择这种表达方式。从这点来看，我喜欢李敖远远超过喜欢王小波。李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写文章要让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都能看懂”。至少在形式上，他真正理解五四那一代先辈，理解他们为完成启蒙使命而必须首先进行白话文运动。我一直说，写文章和口头表达的时候，要尽量降低、再降低。不是思想的降低，是语言难度的降低。尽量多写小文章、写那种深入浅出的文章。现在许多人的文章能够“深入”，但能够做到“浅出”的人太少。我对自己的文章也是这样的一种定位——尽量让它达到使受到高中以上教育的人能读懂的程度。

问：你是否谈过恋爱？你认为爱情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太大了！（众笑）在这么一个公开的场合，谈这么一个比较私人性问题，总觉得有点滑稽。（众笑）我曾经谈过一次恋爱，一次没有结果的恋爱。最近两年以来，我一直不敢涉足这个“领域”。我个人对爱情的要求可能太高，我更看重两个人心灵上和精神上的沟通。但是，在现在一个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两个人之间真正要达到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沟通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受到外部的干扰太多了，如果内心不十分坚硬的话，根本不可能抵抗各种各样的诱惑。
我有一个可能是很片面的看法，我认为现在大部分年轻女孩，看重物质方面的东西超过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在同龄人中，要想能找到一个真正能够与自己达成精神和心灵沟通的女孩，可以说如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比如，假如有一天，我像以前那些倒霉的文人一样被关进监狱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女孩，有勇气到监狱里面给我送饭？老实说，要遇到这样的一个女孩，确实非常困难。今天在座有很多女同学，女同学们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不过没有关系，下面我们还继续可以讨论，但愿我的看法是错误的，那我就还有希望找到我的爱人。（众笑）

问：请谈一谈张爱玲的小说。
答：我的文章，骨子里有跟张爱玲有相近的一面，就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的和灰色的调子。我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尽管我有一些看上去慷慨激昂的文章，实际上背后却是一种很浓郁的黑色底子。仔细读过我的文章的人都能够读出这种味道来，
我认为，从文学天赋上来说，张爱玲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在本世纪的女作家中，她算是第一流的。但是对她的评价，现在还是很不够。还有，她出身显赫的世家，是李鸿章的后人，她像曹雪芹一样经历了家国剧变，他们看透了人世沧桑之后才写得出那样悲哀的文字来。张爱玲的文字，可以用林语堂一本名著的名字来形容，就是“京华烟云”——不过，“京华”两个字要改成“上海”。这也正是王安忆难以超越张爱玲的地方。

问：您的文章中多次批评现行教育体制，请谈谈对教育改革的看法。
答：我认为，教育是我们本世纪最失败的两个问题之一。两个问题，一个是环境问题，另一个就是教育问题。当我们走到这个世纪的尽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两个问题将给未来的中国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每一个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知识分子，都应对这两个问题有深切的关怀。
关于教育问题，我对高等教育方面关注比较多。最近，我写了一系列对北大乃至整个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传统进行一个深入剖析的文章。在对北大的传统进行梳理的时候，我发现在蔡元培的传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负面性极大的一个传统，在当前的教育界和学术界都很少人提到。原先，人们一提北大，都是谈蔡元培创立的兼容并包、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优秀传统，人们认为这个传统是北大唯一的传统。但是，据我对一些史料的梳理和研究，我认为除了蔡元培的传统之外，还有另一个传统，就是“官学传统”。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在戊戌变法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一建立，就有双重身份：既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又是一个政府机构。当时，清王朝在进行机构改革时，把原来礼部和国子监的一些职能取消了，由京师大学堂代行这些职能，比如代管全国学务等。所以，它既是一个大学，又是半个“教育部”，是一个改革不彻底的怪胎。这样，从京师大学堂一诞生起，就埋下了一个很不好的伏笔。
我查看当时的史料，比如大学堂刚刚建立时，光绪皇帝的一些诏书，诏书中甚至连京师大学堂的课堂设置都规定得非常清楚。这都是皇帝亲笔写的。同时，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地位非常高，享受内阁大臣的待遇。现在很多北大学生谈这件事的时候，还引以为荣，认为这证明北大刚建立时级别就非常高。我觉得，这不是光荣，而是一种相当负面的东西，学术和教育成为政治的附庸，难道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吗？
如果把北大的历史跟欧洲大学的历史相比，就会发现它们非常不同。欧洲的大学刚刚建立时，最早就跟世俗的政权脱节，是在教会内部逐渐成长起来的。文艺复兴以后，大学再从教会里面独立出来。这样，大学既不受教会控制，也不受国王的控制，尤其跟世俗政权的关系非常远。像牛津大学的校长、剑桥大学的校长，英国国王是没有权力任命的。国王既没有权力规定这所大学应该上什么课，也没有权力要求这所大学聘讲某个人当教授。但是，在我们国家却不一样。在我们国家，现代教育体制刚建起来的时候，它就跟政府、跟官僚、跟权力紧密扭在一起。到了蔡元培时代，这种情况有了一些改现，但基本上还是靠蔡元培个人的能力。蔡元培资格老、地位高，又是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各个派系的人都尊重他。同时，他在人格上来说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人，对方方面面的人都有一种神奇的吸引力。他凭借个人的力量使北大走向兼容并包、走向学术自由，并成为五四运动的摇篮。但是，他没有能够建立起一整套能够保障大学独立的制度出来，这是蔡元培的一个很大的遗憾。当然，时代也没有给他这样一种可能性。
于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官学传统——在蔡元培时代成为非主流的传统——开始成为主流。后五十年的北大，已经离前五十年的北大非常遥远了。学者谢泳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概念，他说北大其实有两个北大，前五十年是一个北大，后五十年是另一个北大。他认为，前五十年的北大是蔡元培的北大，兼容并包的、生机勃勃的北大；后五十年代北大是丧失了北大精神的北大，是陷入政治斗争泥潭的北大。他说出了别人感觉到却说不出来的真相。我认为，虽然他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没有把病根子找到。病根子在京师大学堂建立时就已经存在了，这个病根子就是官学传统。在前五十年的北大里面，就已经诞生并孕育着病毒了。只不过，这个病毒到了后半个世纪，由外部环境的催化，才得以空前地膨胀起来。一九六六年在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绝对不是一件偶然事件。我认为这是北大官学传统的一个大爆发。
北大的问题显然不是孤立的。大学教育，跟中学、小学、幼儿园的教育连成一体。教育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由于我是学文学的，我更关注语文教育。这几十年来的语文教育，问题实在是太大了。我跟孔庆东和摩罗两位朋友，最近刚刚编了一本叫《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书，对中学语文教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反思。从旧教科书对文章的分析方法、从课文的选择标准等角度来分析。这本书已经触及到教育体制的问题——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的教育目的，究竟是使人更加愚昧，还是使人更加聪明？究竟是奴役人的还是解放人的？我相信，大家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应该有自己的思考。

问：你觉得今天的中国需要信仰吗？需要什么样的信仰？
答：我认为，现在对于思想界、文化界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普遍缺乏一种永恒性的价值观、一种宗教的情怀、一种坚实的信仰。在中国，从远古到现在，一直都缺乏这种精神质素。在今天，知识分子的致命点也在这个地方。
前几天，我刚刚读完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一本自传，读完以后非常感动。这是近年来读到的难得的一本好书。这本书中有一个细节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当时，军人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以后，在国内残酷镇压民主派，金大中被迫流亡到日本。他住在东京的一个酒店里，这时韩国的情报局制定了一个方案，要将他绑架并杀害。特务们将他从酒店绑架到一条船上，装在一个麻袋里。这条船从日本内海开到公海上，这些特务马上就要把金大中扔到大海里面喂鱼了，千钧一发之际，美国的船只赶来救了他。
在这本书中，金大中回忆到这一段时，详细描写了自己在漆黑的麻袋中的感受。生命马上就要走到尽头了，他的心情忽然变得非常平静，他在黑暗中好像看见了一线光明，看到了慈爱的基督耶稣，看见了一张带着微笑的面庞。他感觉到有一双很清澈、很温柔、充满爱的眼睛在看着他。金大中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信仰在这个时刻显示出了力量。假如换了像我这样的、还没有信仰的人，在那种时候一定会非常恐惧的，我的心灵不可能像金大中那样平静，因为背后没有宗教信仰作为支撑。我认为，信仰问题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所有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问题”。
就我个人来说，暂时还没找到一种宗教作为我的生命依托。

问：你刚刚提到对中国传媒里人员的素质很失望，你希望有更优秀的人充实到这个队伍中来。我想问的是，对优秀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你认为中国传媒的状况很差，依据是什么?你怎么看待目前相对繁荣的电视现象？你希望更多的社会精英加入传媒队伍，但你怎么看待许多社会精英在传媒界屡屡碰壁的现象？
答：先谈我对电视的看法。最近两年来，我也对电视有比较深的介入，参加了几个片子和栏目的撰稿、策划。我整个感觉的是，电视业者是目前的几大传媒中素质最差的。然而，电视业者素质之差却跟电视观众的数量之多成反比，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比如，中国的节目主持人的素质，经过我的一些亲身接触和交往，发现比原来想象中的还要差。不客气地说，其中有些人就是从贵校毕业的、名气很大的、诸位同学的学长。他们一无所长，唯有脸蛋长得好看而已。（掌声）然而，西方的电视主持人，显然不是靠脸蛋长得好看就能出名，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是白发苍苍了。他们自己策划、采访和撰稿，深入介入到新闻事件之中，然后作出独立的、深刻的评判。他们有学者的学识、记者的敏锐和演说家的口才。这才是我心目中优秀的“电视人”。
听说，贵校专门有培养播音员的系，叫“播音系”。在我看来，高等教育最起码的要求，是培养一个有较高文化素质的、有独立的精神追求的、有健全的价值观的现代人。我不明白，怎么连“播音”也成为一个培养人才的专门目标了？它只应该成为在培养全面的“人”的大前提下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否则我们制造留声机不就行了吗？（掌声）
文化精英介入实际操作层面，确实会遇到很多问题，不可能立刻就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我个人来说，我早就作好了挫折和失败的准备，胡适说得好：“自古成功在尝试”，我愿意尝试。（掌声）而且，目前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案例，学者杨东平参与策划“实话实说”，不就比较成功吗？

问：海子去世十周年了，请谈谈你对他的看法。然后，也请你谈谈对当代诗歌的看法。
答：这段时间，我也曾思考过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些问题。我有一种纯粹个人的想法，我认为当代汉语没办法写诗。这个观点，别人看来可能比较偏激，但我认为，当代汉语是一种被意识形态严重毒化的语言，已经没有汉语自身的纯粹性和纯洁性了。我现在用这样的语言来写散文，就时常遇到困难和障碍。特别是写抒情散文、写美文的时候，不时感到“言不由衷”。更何况用这种语言来写诗了。
举几个例子，像“母亲”、像“土地”、像“爱”这样一些词语，在汉语中应该是非常纯洁、非常神圣的词语。但是，我在使用它们的时候，经常有一种不妥和不安的感觉。一用到这些词语，我就会联想到这一个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和政治机器所强迫赋予它们的附加含义。
我想，第一步的工作是恢复汉语的纯洁性和神圣性。这一步工作没有完成的话，匆匆介入诗歌写作，我认为很不明智。一九九三年，我刚进入北大的时候，也有过三五个月对诗歌的迷狂状态。那时，我跟北大的校园诗人、北大的“五四诗社”有较多接触，但很快就退出了这个圈子。这种选择，跟我前面的基本判断有关，也跟我观察到的这个圈子里面很多不好的现象有关。我发现，在校园诗歌里面，圈子意识相当强。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江湖帮会、像一个诗歌“黑社会”。（众笑）同一个帮派的几个诗人和评论家之间称兄道弟、互相写诗歌和评论大肆吹棒。北大的诗人是一个圈子，北师大的诗人又是一个圈子。北大的诗人和诗歌评论家们，如果编一本九十年代的诗选，会把自己圈子里的朋友、师兄弟的诗歌大量选进去，并占重要地位，而对北师大的诗人不屑一顾；同样，师大的诗人要选一个诗集，也会选周围朋友的作品，而将北大诗人排斥在外。我不喜欢这种圈子，很快就退出来了。
至于海子的诗歌，我认为至今为止没有人能够超越。关于他的死，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海子早期曾经比较努力地将当代汉语从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那时他基本上写抒情小诗，他希望通过抒情小诗来恢复语言的纯洁性。通过这一阶段的写作，他在这一追求上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但是，到了后期，海子不再满足于写抒情小诗，他希望写那种宏大的“史诗”来。这样的一个愿望没有得到实现。这是一个笼罩在意识形态下的愿望。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当大到超出他自己所能承担的范围时候，他的整个精神就崩溃了，他的整个生命也就走向了终结。

问：有人经常把你和王小波相提并论，认为你们都是以一种反主流的姿态出现，而且也有人说你们都是一种文化批判的方式。可能这种批判的方式一时之间很容易刺激我们青年人的反叛潜意识，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东西很容易堕落成一种流行文化，就好像王朔的小说一样，最终成为昙花一现的东西。你觉得自己的文章有没有可能走向这个方面？你认为你的文学前途将会怎样?
答：你提的问题非常好。我确实很担心出现你所说的那种状况，所以现在正在对自己进行比较大的调整。无论从心理状态上，还是在知识结构上，我都需要一个飞跃。
本科时代，我的阅读一般局限在文史哲领域。当时，我觉得已经比一些只读文学书的同学好多了。但是，现在我才发现这样的一种知识结构依然很狭窄。今天，中国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瞬息万变，作为知识分子要对社会有全面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并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理论来，仅仅靠文学、历史、哲学这三大块知识，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有更多的学科、更多的知识介入，比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这些领域，我原来接触比较少，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就很难对中国的问题有比较到位的发言。比如，如果完全不懂经济学，谈中国的很多社会现象，就很难谈得让人信服。为什么会出现失业呢？仅仅有对失业工人的同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有的作家，如梁晓声，连基本的社会学、经济学的知识都不具备，却凭借着一点点情绪和感觉来写“社会各阶层调查报告”，其中的许多论述都让人哑然失笑。

最近两年来，我逐步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行调整。尽可能多找一些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书来看。当然，我不可能成为经济学家——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是我认为至少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心中要有一张经济学的“地图”。对经济学的发展史、经济学从刚刚诞生一直发展到现在的大致的脉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对当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最重要的一些大经济学家的理论，应该有所了解；对中国目前比较走红的、或者不走红而学术水平确实比较高的经济学学者，对他们的一些主要观点，也应该有所了解，并且还要摸清他们与西方经济学大师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在有这么一个大致的把握以后，也就不必对每个细部问题都作深入研究了。这样，掌握以上概貌以后，再来观察中国，将会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觉。
我今后会更加关注社会问题，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写作社会评论上。也许我会离文学越来越远。不过，文学始终是一块我的“自留地”，我会一直关注文学的现状，我自己也不会中断进行那种比较纯粹的文学创作。
问：首先我对你表示支持。五十年代以来，北大精神确实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但我在你这里又看到了一种希望。而且，从你的文字中间，我能感受到有一种精神在里面，就是肩负着一种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写作的责任。我也愿意以我自己的方式，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和自由而奋斗。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除了文字启蒙和具体的制度建构之外，还有哪几种力量在推动着中国的进步?
答：我认为最重要的力量还是经济的发展。我相信，经济是中国的关键问题。经济对其它领域的渗透也是非常大的，比如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若干的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等，原来这些自由只是写在宪法上，没有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今天，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逐步争取和拥有这些自由了。
还有一个力量就是国际社会、就是全世界的民主化潮流。美国政治学学者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指出，本世纪最后一二十年里，在全球出现了民主化的第三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以前的那两波。在今天的地球上，几乎没有一个政治领袖敢于公开声称反对民主和热爱专制了，尽管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心里仍然喜欢专制，但他们口头上也要宣称接受民主。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与二十年代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笼罩了大半个世界不一样，今天民主已经成为人心所向，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也是我对中国的未来抱乐观态度的原因。（掌声）
谢谢大家。很高兴今天与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走不完的“五四”路——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 全文完